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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0958 丁绍轼】


 第一个来到内阁的是丁绍轼。


 丁绍轼看见韦宝这么早来,有些意外,“韦爵爷,今日要面圣吗?”


 韦宝点了点头:“本来就是陛下招我入京的。”


 “嗯,不过不知道陛下今天会不会上朝。”丁绍轼道:“要不然你问一下管事太监,看看陛下会不会招你去宫内相见。”


 “不问了,能见着就好,不能见着便随缘。”韦宝笑道:“是陛下招我入京,也不是我自己要来的。”


 “呵呵,韦爵爷倒是挺有道家风范,可惜现在的主上不是嘉靖爷那儿会了,否则你肯定更加受重用。”丁绍轼微笑道:“走,上我值房喝口茶吧。”


 “好啊。”韦宝想都没想便答应了。


 对于和丁绍轼这种东林党大臣走的近,会不会引起魏忠贤的猜忌,韦宝现在是不在乎了的。


 其实喝口茶,也不算走的多近。


 丁绍轼闻言很是高兴,没想到韦宝毫不避讳到自己值房。


 丁绍轼自然希望韦宝能靠向东林党,他现在在内阁已经是孤家寡人一个了,非常需要一个像韦宝这样的强援。


 以韦宝现在的年纪,实在太年轻,想进入内阁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

 但是韦宝是英国公张维贤的女婿,又是皇帝身边的红人,同时横跨地方实力派和京官两条线,怎么样看,都能算是非常有实力的人了。


 到了丁绍轼的值房,丁绍轼殷勤的为韦宝泡茶。


 韦宝笑着东拉西扯,说些闲话,仿佛两个人挺熟络一般。


 其实丁绍轼平时是很高傲的,韦宝并没有与丁绍轼多接触过。


 两个人通过品茶论道,闲谈朝政。


 韦宝尽量避开谈朝政,因为韦宝一来不懂什么,二来不想与人谈这些。


 所以丁绍轼尽量往朝政上面引路,韦宝尽量避开,最终谈的最多的还是茶和道。


 韦宝对道教挺感兴趣的。


 大明这个朝代,也是道教的繁荣昌盛的巅峰时期。


 道教的根本信仰是“道”,即“道”的教化和说教,老子认为“道”是天地“万物的本源”。又是“大自然的规律”。


 而道之在我者就是德,所以规定道教徒要“修道养德”。相信修道可以使人永远摆脱尘世的疾苦与烦恼。


 在个人修养上,老子主张“圣人之道,为而不争”做到“不自矜”、“清静无为”、“清心寡欲”。


 道教追求的理想境界有两种:一是在现实生活中按道教教义建立一个理想的、公平的、和平的世界。


 二是企图通过个人修炼延年益寿厚道成仙。道教的思想渊源还包括古代崇拜鬼神、巫术和神仙方术以及阴阳五行思想。


 道教创立后,对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科技有着重大影响。


 要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,就必须了解道教和它的发展史,所以鲁迅说“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”。


 同样要研究中国茶文化,也必须研究道教及其思想。


 佛、道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是佛教徒修来生,企求死后能往西天极乐世界。


 道教徒修今生,盼望长生不老做神仙。


 道教徒认为:“我命在我不在天”,注重研究炼丹、气功、医药、养生,所以名医多羽客,寿星出道家。


 同时道教崇尚自然,追求天人合一,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。


 这些都和茶的自然属性,品性和功效紧密相关,所以道教徒说茶是“仙草”、“草中英”,因而爱茶、嗜茶。


 道教经历了五代战乱,出现了衰微景象。


 入宋,道教复兴,出现了两次着重道教热,第一次是在宋真宗时期,诡称人皇九人之一的赵玄朗是自己的始祖,于是“天下始遍有道像矣。”


 赐24代天师张正隋为“真静先生”。


 第二次是在宋徽宗时期,“既隆道教,故京城佛寺多废毁”,开封寺院改宫观69所,僧尼改德士,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,“生设大斋,辄费缗钱数万,谓之千道会。”


 许多士大夫也信奉道教,北宋晁迥“善吐纳养生之术,通释老书。”


 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,道教文化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观念与教义修为,对国人的思维方式、生活方式、行为方式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。


 道教独特的服食炼养方式,促进了茶的发现、利用和向民间普及的过程。道家思想和道教的教理教义,不仅为中国茶文化注入了生机和灵气,而且是国人饮茶之“道”的最直接的来源。


 道教信徒为了修道成仙、长生不老,创造了辟谷、吐纳、胎息、导引、服饵等修行方法。


 在普通的道教人士看来,茶既然是天上神仙服食之灵药,其功效自是不同凡响,凡人食之,便可以上通仙灵了。


 后来,茶这样一种草木类药饵,在真人道士的服食过程中的渐渐日常化、嗜好化,并逐渐在社会上扩散开来,于是,茶从一种功能性的药物,演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嗜好品。


 起初,道教服饵以服食金石丹药为主,然而这一类丹药须通过鼎炉炼制出来,所采用的原料以金、银、铅、汞及各种矿石为主,成本非常之昂贵,且服食的风险很大。


 草木类药饵则恰恰与之相反,虽然它的功效没有金石类药饵那样神奇,但是在养生延命方面依然可以达到可观的效果。


 古语有云,天下熙熙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


 苦苦纠缠于名缰利锁之中,不得自拔。何以解之?


 传统道教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不失为一剂良药。


 首先道教让人们内心宁静。


 在道教看来,人心浮躁不安、偏激失态的根本原因,在于不能正确对待人生的得失和把握欲望的尺度。


 处置好之,才能成为“常清常静皎如月,坦然应对世事人”。因此,道教主张“清心寡欲”、“宠辱不惊”。


 人作为万物中的个体存在,必须遵循事物运行的规律,树立“祸兮福之所倚,福兮祸之所伏”的祸福观与得失相互转化观,不以得喜、不以失悲,顺应自然、荣辱不惊。


 其次道教指导人们正确看待名利。


 有些人,一生为了名利付出很多。有的人,通过努力确实取得了成功,但在成功的另一面,却失去了许多人生乐趣甚至人的尊严。


 而更有甚者,虽然努力了,但结果并不理想。


 生活中,不必苦苦强求名利,或许是机缘还不够成熟,更不要怨声载道。对于名利,持“得之我幸,不得我命”和“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”的立场。


 只有对名利看得开的人,才会拥有达观丰盈的人生。


 再次道教让人们对生活更加乐观。


 道教讲“阴阳和合”,即认为事物都有正面与反面,有相互矛盾的现象,也有相互融和统一的方面。


 主张看待事情不要执着于一个死角去思考问题,所谓“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”,从大尺度的时间来看,任何事情是好是坏并不确定。


 一个人幸福不幸福,在本质上和财富、地位、权力没有绝对关系。幸福很大程度上由思想、心态决定,心可以造天堂,也可以造地狱。


 要开心,先“开”心,跳出心灵的圈套,钻出并打碎“牛角尖”,会使人感觉人生一下子海阔天空。


 虽然韦宝尽量避开谈论朝政,但丁绍轼依然与韦宝聊的挺开心的,没有想到韦宝的知识挺渊博的。


 丁绍轼是最清楚韦宝怎么金榜题名的一帮人,虽然不会在背后说什么,但骨子里是瞧不起韦宝这种靠歪门邪道上来的人,靠溜须拍马,靠手段获取了权势的人。


 因为丁绍轼这种大学士都是靠科考正规途径,一步一个脚印上来的。


 当然,他们也依托人脉关系,但他们自己不会认为属于溜须拍马,他们只会觉得命该如此,是他们的座主有本事,连带着,便该他们上位。


 丁绍轼,字文远,嘉靖四十四年,1565年出生于贵池县一书香之家。


 父名旦,岁贡,官湖广衡州府通判。


 相传在他出生前,其父梦见一只白鹤飞到他家庭堂上,不久他就呱呱而出。


 幼时胸腹有七个黑点,联缀酷如北斗星。幼即颖异,善于作文,文不矫揉造作,意赅言简。


 性格长益深沉,有气度。


 万历二十年,1594年选贡,二十二年应天乡试中举人,万历三十五年,1607年,四十三岁时中进士,授翰林院庶吉士,越三年,1610年,授翰林院检讨。


 丁绍轼的升迁路线几乎与韦宝一模一样,但韦宝比丁绍轼当时的年纪整整小了三十岁。


 有时候,丁绍轼自己也会感慨当官要趁早。


 包括丁绍轼在内,所有人都知道韦宝是前途无量的。


 韦宝即便从现在开始,不依靠任何人,只要不犯下弥天大错,三十岁入阁,都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


 丁绍轼当官之后,先是接母亲到京城生活。


 无多时母亲病故,便告假扶棺回故乡安葬,守丧三载。


 服丧期满,回京任原职,奉使册封华阳王入楚。


 完成派遣任务后,顺道回乡拜谒父母墓,又以患疾病为由在家乡居住两年。


 得诏命回京,领取两年供俸。


 随即被任命为起居注。


 万历四十六年,1618年,典福建乡试。


 继之又以病假在贵池休养三年。


 这三年他认真阅读“二十一史”以为复职时实用。


 并注意留心时政,揣摩国家大事。


 熹宗天启二年,1622年春,朝廷召其还京任职,绍轼以病辞谢,上不允。


 天启三年擢宫侍,天启四年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,充日讲官。


 绍轼说话声音洪亮,每讲经史及《帝鉴图说》都深入浅出,皇帝听了高兴。


 一天,熹宗偶感小疾。


 绍轼因《帝鉴图说》有唐明皇遣归方士一篇,就其中清心寡欲,节饮食,慎起居数语委曲陈说。


 熹宗为之动容。


 又一日,讲“博厚、高明、悠久”《书》义,引高帝事为配合,熹宗称赞曰“诸臣所进讲者,朕率不能晓,独此高鼻,指绍轼大声有髭髯先生进讲,朕能具悉。”


 天启五年,1625年春侍幸太学,帝赐坐于堂上,众臣为他高兴。


 这年八月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


 首辅是昆山顾秉谦,次辅是南乐魏广微、周如磐。


 周如磐分管绍轼的礼部工作,故绍轼位居其后。


 绍轼因能力强、业绩显,晋升太子太保、兼礼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。


 熹宗给四代诰命,荫一子任中书舍人,并赐坐蟒银币。绍轼上疏辞谢,帝不允。


 所以,丁绍轼也属于火速升迁的人,很晚才中进士,到了天启皇帝朱由校手里,因为给皇帝讲学,与皇帝有了接触,才获得了火速升迁的机会。


 这一点,也与韦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,都属于得到了盛宠的人。


 丁绍轼感谢皇恩,就国家如何备战备荒,防御外族入侵,尤其是京都的安全给熹宗朱由校上疏,阐述自己的宏观高论。


 疏云,京师为天下之根本,天下城池的安危没有比京师更为重要。


 要使京师固若金汤,应是守有守之兵将,守有守之兵器,守有守之粮饷、物资,而积谷储饷为京师安危第一等要事。今日京仓所积之粮,除本年正常支出外,能有多少积蓄,皇上应该问一问,做到心中有数。守城之兵将,谁分管何地、何事,万一战事发生,出现伤亡,谁接递谁,皇上也应过问,以做到从容递迁递去。


 至于文武官员之任职,应该将其姓名一一书写在御屏之上,各司其职。管理兵器者,应知兵器之详细数;操练兵马者应精通战略战术;管理粮饷者应知晓补充粮饷的来源和运输渠道,管理火药者应做到安全万无一失。


 对多年忠于职守者要嘉奖加衔,工作成绩出色者要越级提拔;对忘乎职守者,要罚无赦。若如此,则兵无不强,国无不富,守无不固,战无不胜,京师形势当是安定无虞。


 熹宗大悦,以绍轼为忠恳为国,对丁绍轼大加赞赏。


 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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