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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0971 几方面微妙的势力】


 至于正德朝之后,仍然对西洋与日本进行海禁,原因在于。


 西洋人心怀叵测,难以揣度。


 而日本当时处于战国时代,时局混乱,海盗海商往往混淆夹杂。


 因此到了隆庆朝方才开月港彻底驰禁。


 然而从明代的海贸来看,东南亚、南亚才是海贸收入的大头。


 西洋与日本是否驰禁,在当时并不重要。


 礼部官员对此做法予以肯定,认为“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”既非救书所招,又非旧例所载,不是朝贡船,不属市舶司的职权范围,应由镇巡及三司官兼管。


 古代的海贸,参与的商民可以分为三种,小商民,中等商民,有官方背景的巨商。


 如果海贸一旦由韦宝掌控,韦宝将成为一个新的种类,巨商之上的巨商,将会提前在封建制度中弄出垄断资本出来。


 因为此前还没有哪一个人的权势达到这种地步,能够垄断华夏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的所有海贸的。


 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背景下,新产生的巨商也往往会寻求官方背景,他们有的被拒绝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。


 比如嘉靖朝的汪直、徐海、麻叶、陈东等人,有的则因为为朝廷做出一定贡献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许可,比如郑芝龙。


 但得到官方最高许可是非常困难的,绝大部分的巨商寻求的是与地方官僚势力勾结,官商互利。


 如海瑞的养孙海述祖,其父海中适凭借海瑞侄女婿,历任贵州乡试、兵部副使、湖广巡抚、兵部左侍郎等职的高官梁云龙及其家族的庇护,就成为了海南的海贸巨富。


 到了海述祖一代更上一层楼,富可敌国,据说海述祖曾经将38名上其大船的走私商人杀死在海上,夺取其货物资财,然后谎报说狂风败舟,幸凭擎天柱,遇救得免。


 海述祖是否是走私,实际上颇有争议,海述祖出海一事,时人皆知,或许是得到官方许可并纳税之后的正常出海。


 且海述祖出海的位置,似正是琼州。


 若是如此,则明代后期允许商民合法出海的位置,恐非止漳州月港一处。


 明代的海禁政策,一直为无力买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。


 即便是海禁最严格的永乐朝,小商民也可以选择参与官营贸易。


 到了正德朝开放异国与明朝的私人贸易,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国船上门交易时,与其进行贸易。


 而这种贸易形式容易管理,在洋人为大清管理海关用火轮船打击走私之前,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贸易收入绝大部分的来源。


 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。


 明朝限制商民出海,后来隆庆开海,亦不过开月港,每年发放船引88引,后来增加到110引。


 当然,110引船引实际上不少。


 《乾隆十七年(1752年)三月一日阿里衮奏折》写有:粤海一关,内河外海,口岸繁多,商舶番船,货物纷杂……海关税银,全赖洋船出入,历年多寡不一。


 大概每年内地商船出入海口者,约自二十余只至三十余只不等,外夷洋船,约自十余只至二十余只不等。


 这说明那个时候的广州海关每年交税给清廷的船只,在乾隆十七年仅有20艘到30艘之间。


 这对于华夏这么大的国家,这么一点点船只往来的贸易量,可以说等于没有海贸。


 二三十艘船能运来多少东西,和一个县城做贸易都不够。


 影响非常小。


 康熙曾经说过,以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多至千余艘,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,二十六日,命出海船只不许多带口粮,于海坛截留出南洋船只。


 并渝:海外如西洋等国,千百年后,中国恐受其累。此朕逆料之言。


 即便不限制,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,绝大部分选择走私。


 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。


 南宋初期算上摆地摊等人上门,总共收到的也只是是100万两,据说占南宋岁入20%。


 即便考虑到我宋时候银子比较值钱,也是有够磕碜的。


 至于宋为什么岁入经常出现几千万贯、上亿贯之类的奇葩数据,那是纸币本位下通货膨胀闹的。


 据说大元还曾经岁入几十亿贯过。


 而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,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说明了这点。


 但是比起大清的对于商民出海,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。


 限制年限是因为大清很畏惧汉人在南洋建立势力,深恶痛绝,见到汉人势力扩张就恨得牙痒痒。


 大明这110船引好像还是少了点,之前更是连110船引都没有。


 联系嘉靖朝朱纨严厉打击走私,被浙江福建士绅发动在中枢的势力攻讦,被迫自杀。


 就能发现,闽浙士绅似乎并不愿意开海。


 在海禁的前提下,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。


 除非碰上朱纨这种愣头青,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。


 虽然很小,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,这样的情况,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。


 一旦开海,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。


 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,在宋元两朝,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,勾结官僚,使得国库空虚。


 明初开国,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,但治标不治本,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,影响朝堂。


 所以明朝开海进程的缓慢,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,与这些闽浙富民的操纵,是分不开的。


 清朝不是很给闽浙富民面子,是否证明大清能够更好地打击豪强,保护平民利益。


 并不是如此。


 清朝土地兼并,能排在历朝历代第一。


 而晋商也在清朝过得犹为滋润。


 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%,清代则减至百分之三十几。


 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,则由明代的50%升至清代的百分之六十。


 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。


 清代,尤其清代后期,大行捐纳制度,富与贵密结合,影响力量趋强;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。


 可见闽浙士绅在清朝影响力下降,乾隆皇帝宁愿给广东士绅面子,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,这与打击豪强什么的没有半点关系。


 由于闽浙是清军南下中所经过的最富庶地区,而开国时清军基本上是没有军饷的,军纪极劣,在闽浙地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大屠杀,康熙朝为了对抗明郑,又实施了迁界禁海,造成巨大的破坏。


 这些活动,造成了民间对于清廷的仇恨。


 所以后来,清廷对闽浙地区的士绅并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。


 广东士绅取得清廷信任,是否就证明广东人在明末不如闽浙士绅有骨气,抵抗少呢。


 不然,广东民风彪悍,在明末表现得尤其有骨气,李定国与清廷便多次拉锯于广东。


 于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坏,更加惊人,如尚可喜屠广州,据说一次就屠杀了八十万人。


 但是因此,广东士绅在明末清初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。


 新产生的士绅阶层,许多都是尚氏集团的残余,是由尚可喜集团及清廷扶持起来的。


 这无疑也是广州十三行能够得到清廷信任的理由。


 值得一提的是,明朝限制商民出海,是损害了中等商民的利益。


 而广东十三行的存在,证明在清代,官商勾结的巨商已经不满足于和中等商民争利。


 他们更是将手伸向了陆上与外国商船的贸易,通过寻求代理官营形成垄断,使得无力出海的小商民之生计,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。


 这个情况在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更加明显。


 广州贸易的繁荣,是以牺牲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作为代价取得的。


 中国各地的产品不能就近运往便捷的港口,而必须远途跋涉运来广州,增加了商品的运输费用。


 从全局看,显然有损于中国经济的发展。


 明代汪直、徐海等人是有追求的海商,而指清代蔡牵、张保仔等人为穷凶极恶的海盗,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。


 为什么清代海盗中出身底层者多,因为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,底层商民无力从各地转运货物到广州港与外国人贸易,无以为生,不得不出海为盗。


 乾隆的一口通商政策,只是把欧美来华商船限制在粤海关,其他东南亚国家商船限制在其他三海关,三海关从来没裁撤过,似乎认为有东南亚等地商船在三海关贸易,底层商民的生计不会受到影响。


 然而到了清朝,全世界都进入了殖民时代,南洋贸易份额也逐步被欧洲殖民者控制,自然与欧美国家的海贸就成为了海贸的大头,四口通商变为一口通商,对于底层商民的生计没有影响,绝对是不可能的。


 在底层商民的保护方面,明代比清代好得多。


 “朕不爱看奏本,爱听人说,怎么?既然是首辅与魏爱卿,黄爱卿共同具名上奏的奏本,你们三人就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的吗?”朱由校问道。


 顾秉谦知道躲不过去了,皱了皱眉头,硬着头皮道:“那还是由微臣给陛下读一遍吧?我这奏本写的挺简单的,一听就明白。”


 “好。”朱由校手一挥,“那就由首辅读一遍吧。”


 韦宝暗暗点头,顾秉谦既然承认是他写的,就等于将这件事完全揽过去了。


 魏忠贤则暗暗皱眉头,魏忠贤还不知道韦宝去找过顾秉谦、黄立极、魏广微等人的事情,没有想到这三个人会和韦宝站在一起。


 其实这当中,几方面的势力情况是很微妙的。


 顾秉谦、魏广微和黄立极都认为韦宝与魏忠贤是一起的,所以赞同韦宝的策略,应该不会得罪魏忠贤。


 而顾秉谦、魏广微和黄立极同时又认为他们与魏忠贤也是一起的,他们都是铁杆的魏公公的人啊,既然韦宝也是自己人,自己人赞成自己人,就更加没有问题了。


 而魏忠贤从来没有完全将这些大臣当成自己人,只是将他们当成工具。


 至于韦宝,在魏忠贤眼里从来就都是需要防备的对象之一。


 韦宝之所以能取得魏忠贤的支持,主要是韦宝能搞钱,韦宝还能帮助他打压东林党。


 虽然韦宝在打压东林党的过程中,也没有少对阉党下手。


 但魏忠贤是长期在宫中的人,实际上对于阉党大臣被打击,他感觉不深。


 因为韦宝今年一年帮他搞到的钱,他底下所有人加在一起,搞三五年,也不见得有韦宝搞来的多。


 韦宝既没有动摇阉党的核心集团,又搞来一大堆银子,魏忠贤自然喜欢,也自然不会在意韦宝动了阉党的许多人了。


 但是今天,几个内阁大臣,并且还是阉党的大臣一起站队支持韦宝,并且,几个人还主动揽上身,帮韦宝写奏本,不用韦宝出头。


 魏忠贤便觉得事情不简单了,第一次起了废掉韦宝的心思,因为韦宝如果连内阁大臣都有本事笼络到他身边,韦宝就有本事与自己抗衡。


 再加上,魏忠贤知道皇帝一向很喜欢韦宝,有时候他想在皇帝面前打压韦宝,说一些韦宝的坏话,可苗头刚刚露出来,皇帝就将魏忠贤一通训斥,搞的魏忠贤已经不敢在皇帝面前说韦宝的坏话了,只能顺着皇帝的话,每次都对韦宝赞赏有加。


 既能笼络大臣,又取得了皇帝的信任,这对于魏忠贤来说是很可怕的,意味着韦宝甚至能替代他的地位了。


 在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角度,的确是这么看的。


 其实朱由校心里没有阉党这个概念。


 在皇帝的视野看,只有能帮自己做事的人,老老实实做事的人,和不做事,尽是瞎捣乱的人。


 显然,魏忠贤只是一个做事的人而已,皇帝不可能将自己看成是与魏忠贤一起的,一个太监,不配!


 虽然皇帝并不知道昨天韦宝在酒桌上抛出了什么言论。


 但是天启皇帝朱由校听完顾秉谦朗读的奏本,什么都明白了。


 这奏本就算不是韦宝本人写的,至少也是韦宝授意的啊。


 朱由校没有想到韦宝这么厉害,能让魏忠贤这么支持他韦宝?


 朱由校其实对于魏忠贤的一举一动,大概都是清楚的,魏忠贤的所有动作都不会威胁到皇权的安全,所以朱由校会放心让魏忠贤把持朝政,放心让魏忠贤办事。


 魏忠贤充其量就是皇帝养的一条狗子罢了。


 如果真的要说谁很皇帝是一条心的。


 客巴巴比魏忠贤更加与皇帝一条心。


 不管有没有什么不可描述的关系,客巴巴的身体该碰的地方都被皇帝碰过了。


 她是皇帝的奶妈,皇帝早已经成年,还把奶妈留在身边,这本来就很夸张。


 所以,客巴巴对皇帝的感情,就算是以前在宫外的老公,或者亲生儿子都不见得赶得上,更何况是魏忠贤?


 客巴巴的耳目没有魏忠贤那么多,但是客巴巴也有自己的消息来源渠道,客巴巴自然已经知道韦宝昨晚上宴请一众大臣的时候,在酒桌上就抛出这番言论了。


 却没有想到,韦宝的动作这么快,昨天一众大臣还反对韦宝来着,今天居然全部改向支持韦宝了?


 于是,客巴巴疑惑的看向魏忠贤,还以为是韦宝与魏忠贤私下达成了什么协议,而魏忠贤没有让自己知道。


 魏忠贤明白客巴巴询问的眼神,本来当着皇帝的面,魏忠贤不好与客巴巴眉来眼去的,但是事关重大,还是忍不住微微摇了摇头,表示自己与韦宝这件事没有关系。


 天启皇帝朱由校只是一瞥,便将客巴巴与魏忠贤的细微表情交流都看在眼里了。


 朱由校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,阅历不丰富,天赋也不算高,只能说比普通人稍微厉害一些。


 读的书不多,受到的教育程度很浅,但并不妨碍他什么事情都知道一点。


 朱由校会对宫里宫外的事情有一个自己的判断能力。


 并且,朱由校对于身边的这些熟悉的人,是非常有话语权的,牢牢控制身边的人,并且能够很敏锐的观察到这些人是怎么想的。


 这当中,魏忠贤和客巴巴便是首当其冲的,皇帝对这两个人都很了解,尤其是对客巴巴。


 朱由校见客巴巴都不知道这件事,知道这事很有可能,连魏忠贤事先都不知道,不由有点佩服韦宝的才干,一个才十五岁的人,怎么就能这么快拉拢几个内阁大臣支持他呢?


 更何况,顾秉谦、魏广微和黄立极还是魏忠贤的人。


 朱由校甚至在一瞬间想到,如果魏忠贤不好用,让韦宝取代魏忠贤帮自己打理朝政,似乎都可以啊。


 但朱由校转念又立刻打消了这样的念头,朱由校不傻,知道韦宝是外臣,不如长期在宫中的魏忠贤好控制,一旦韦宝这样的人有了实力,又有了异心,将会非常麻烦。


 而且韦宝还那么有本事。


 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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