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01章 商埠邮票

 李承发现这处黑市的时间有点晚，莫家村小集已经接近尾声，好东西都被那些眼尖目锐的进货商们，上午就挑走了。


 残羹冷炙，吃得李承牙酸胃疼……全是人家剩的，好东西真心难找。


 不过，也有个好处，大多数摊贩们都抱着甩货捞一笔算一笔的心态，再加上又涂嘉这位熟面孔陪同，价格那是真心不高。


 一枚涂朱的“法事碗”只收了李承五块钱——这可是开过光经历过法事的。


 左厢房再也没啥收获，李承在涂嘉的陪同下，来到地面的右厢房，格局差不多，都是书桌条案摊，大约有十来家，以杂项、玩藏为主。


 很快，李承看中一套老邮币，一套汉口书信馆1893年第一版担茶人全套三枚盖销票，白洋纸印刷，中等品相。


 这东西其实并非邮票，正确名称叫“邮资票”，因为它上面连发行国家的名称都没有，发行数量也不确定，甚至连发行计划都没有。


 这与清后期混乱的邮政管理制度有很大关系。


 十九世纪，欧美邮政系统和邮资制度，已经相对成熟，但清朝依旧秉持着传统的“急脚驿站”体系，很不方便，且信件容易丢失。


 随着鸦片战争爆发，国门被大炮轰开，欧美列强蜂拥而入，通商口岸越开越多，这些外国列强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国内初级资本企业，对邮政系统的需求越来越旺盛。


 传统的驿站体系，明显跟不上需求，于是，1963年，欧美列强在中海成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现代邮政机构——中海工部局书信馆。


 此后，烟台、汉口、川渝、福州、镇江、九江、厦门、宜昌、芜湖等地，相继成立“书信馆”，构建成由列强主导的畸形区域性的近代中国邮政体系。


 这些书信馆在中国大地上，自行印发各种不带清政府名称的邮资票，后世称之为“商埠邮票”。


 李承面前的这套“汉口书信馆”邮资票，就是汉口工部局1893年发行。


 为什么用“担茶人”作为邮票的主题画面？


 这可不是歌颂中国制茶人的辛苦勤劳什么的。恰恰相反，这套画面是对中国制茶工业的绝大讽刺！是列强控制中国茶市出口的最鲜活历史见证！


 为什么这么说？


 汉口，因地理条件优越，在开埠之后，迅速成为长江流域最大的外贸港口，西南地区众多的农贸商品，资源矿产，都集中到这里，交易给洋人。


 当时，茶叶是中国重要的贸易物资之一，汉口很快成为清末中国最大的茶市。


 十九世纪末的汉口，列强势力盘踞，以俄英法三国为最，美德日次之，其他再次之。


 又因为英法两国，已经有印度、斯里兰卡以及东南地区等殖民地提供更便宜的茶叶供应，所以在汉口茶叶贸易上，俄人的控制欲最强。


 俄人在汉口相继开设顺风、阜昌、新泰、柏昌四大茶厂，垄断汉口茶叶产量的百分之三十，他们还不满足，又以这四大茶厂为核心，组织“汉口茶叶商会”这一买办机构，大肆收购全国各地运来的散茶和在汉口制好的茶砖，然后从汉口码头出发运往沙俄以及西欧各国，攫取巨额利润。


 十九世纪最后几年中，汉口茶业商会一度控制汉口茶叶对外贸易的七成以上的销量！


 可以说，俄人死死掐住当时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咽喉。


 对比历史，1893年汉口书信馆印发“担茶人”邮资票，真是一件让人心酸的事。


 当然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，眼前这套担茶人邮资票，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。


 涂嘉上前和摊主嘀咕两句，最后只要李承两百元——放在香江至少千元起。


 李承眨眨眼，没说话，涂嘉明显有着“交好”自己的想法，乐得装糊涂。


 很快，李承又在另一家摊位的邮册中发现一套芜湖书信馆发行的“富”字邮。


 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年七月一日，英伦人葛雷森开设芜湖书信馆，自任馆长，与中海工部局书信馆签订协议，互认对方的邮资票。


 同年十一月，他组织发行标注“china和芜湖”字样的“邮资票”，采用“稻田”、“宝塔”、“飞雁”、“枭”、和汉字“富”五种图案，一套十枚。


 总体来说，芜湖书信馆发行的第一套邮资票，画面还是很精致的，很有收藏价值。


 也就是李承所看到的这一套。


 摊主同样开价不高，李承支付三百元就拿到这套不错的中国早期邮品。


 既然这种书信馆发行的邮资票，挺有市场价值的，为什么还留给李承来“捡漏”？上午来的那些文物贩子都瞎眼了？


 这其中有原因的。


 1896年，我大清正式成立邮政/局，并邀请当时清朝海关总税务司，英伦人赫德担任第一任邮政总监，负责邮票设计、全国邮政所布局等全面工作。


 罗伯特·赫德此人后来被誉为“中国现代邮政系统之父”，对中国邮政、海关税务还是有着相当大的贡献。


 此人虽然是英伦人，但却是正正经经的清朝官员，1859年接受清廷聘用，任羊城海关副总税务司，1861年担任中海海关总税务司，1863年担任清廷海关总税务司，1864年授予按察使衔，正三品大员，1869年升任布政使，从二品，1889年海关税务督总办，正一品，1911年病逝英格兰，清廷追授“太子太保”衔。


 在他手中，清廷的海关税收蒸蒸日上，他去职之后，海关账目一塌糊涂，实在是天大的笑话！


 此人是当时英格兰在清廷培植的重要人物之一，威望很重，所以，他在担任邮政总监时所签署的“裁撤各地书信馆”的行文，要比光绪皇帝的诏令更有效。


 于是，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，以中海工部局书信馆为首，全国二十四个通商口岸，逐步裁撤书信馆。


 书信馆被裁撤，那些投资成立书信馆的外国商人们自然不乐意。


 以芜湖书信馆的葛雷森为例，为了乘机捞一把，在停业前将剩余邮票加盖上“p、p、c”字样后，加紧抛售。


 “p、p、c”什么意思呢？


 就是法文“pourprendreconge”的缩写，把它翻译成中文，就是“告别”“再见”。


 加盖这种字样又有什么用？这是当时国际通用的“绝版票”的标识，以表示这种邮票未来不会再有，促使人赶紧收藏吧，以此来提高邮票的收藏价值。


 如果只是这样做，对商埠邮票的价值，冲击并不大，最可恶的是，他一边在加盖“p、p、c”字样，一边在加大马力生产！


 这就是活生生的、恶劣的“圈钱”行为！


 不止如此，他为了给邮票“增值”，故意制造各种变体邮票、错票、胡乱加盖票。


 这就对书信馆邮资票的信誉，造成致命打击。


 从1896年到1897年，全国二十四个书信馆，基本上都在干这种事。


 邮学家、著名邮商陈复样曾著文描述：“镇江之错印票，故意为之者，较芜湖尤多耶”，“而种种错误之加盖，无不应有尽有”。


 美国人马士在《大清帝国的国际关系》一书中指出：“那些书信馆无所事事，仅以发行邮票，供应给西洋爱好收集邮票的收藏家，藉此图利，维持开支。”


 1897年，英伦集邮家与邮商联合成立的“防止投机邮票会”发表文章，公开指责商埠书信馆邮票为投机票，纯粹为了敛钱。


 为什么欧美人反应这么大？


 呵呵，盖因这些书信馆在坑自己人——当时中国的集邮活动尚未兴起，邮票大量的被在华的外国人购买，带往国外。


 这些书信馆邮资票，遭到抵制后，为了挽回最后一点利润，又大量抛出，论斤销售，致使价格大跌，问津者少，几成废纸。


 因此，英、美、德、法只将中海工部书信馆的邮票编入《世界邮票目录》，对其他商埠邮票一概不承认。


 这绝对是中国历史上“第一次邮灾”！


 影响极其深远！


 这种态势，一直影响到今天，国内“书信馆邮资票”的市场行情非常低迷。


 相反，在港澳台和东南地区，这种邮资票依旧有部分爱好者在收集，当然，他们只能算是小众。


 这些邮资票藏家资源，肯定不是国内文物贩子所能接触上的，故此，李承能从他们的手指缝中，淘到两套不错的“邮资票”。


 虽然好东西不多，可李承也大致窥探出津门藏品特色。


 首先，津门邮、币藏品极多，盖因大清邮政总局当时就设立于津门，另外，北洋时代的造币中心也在津门，因而散落在民间的藏品多，造就津门邮、币市场的空前繁荣。


 其次，津门藏品，“玩藏”大于“正藏”，匏器、料器、瓦器、以及竹木牙雕器等的数量和种类相当多，超过字画、古籍善本、青铜器以及陶瓷这三大正藏。


 第三就是赝品率的占比，要比南方地区还要高，这算是个很奇怪的现象。


 这一现象能说明两个问题，其一，京津地区古玩收藏的影响力，并不弱于南方；另一个则不太好，那就是京津地区，存在着多品类、高水准且涉及人数非常广的众多造假团伙！


 后一条，让李承暗暗心惊。


 古玩市场越兴盛的地方，赝品水平越高，自己此行京师，可莫要马失前蹄！


 “李先生，给你介绍一人。这位是我父亲。”李承正琢磨呢，身边传来涂嘉的声音。


 一回头，一位六十来岁的老者，正站在门口，面带微笑，却眼神犀利的看着自己呢。


 “涂老先生好！”李承连忙转身，主动向对方伸手。


 “涂玉明，非知名民间古玩爱好者。”老者的话很幽默。 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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